RSS归途列车 Last Train Home
Mar 06
我了解那种回家的心情。绿皮的列车，推搡的人潮，艰苦的旅程，污浊的空气，漫长的等待，熟悉的节奏，来时从北向南，回时从南向北。风景从一个不断翻新的、嘈杂拥挤的城市，过渡到河流遍布于田野、一丛丛绿树白墙的乡村，再过渡到那道跟二角钱上的画面一样的长江大桥，然后进进出出一些山洞，与一些树枝擦身而过，时而看到长长的车尾，时而看到站台外背着大包小包的人，不同的站台总试图塞进来一些手叫卖着不同的特产，半梦半醒的眼睛则总要瞄一瞄货架上的提包，千万不要被人拿错。然后再来到开阔的平原大地和低矮的房屋之间，树木换成了杨树柳树，庄稼也从稻子换成了小麦，房子逐渐高大起来了，进了山洞出了山洞，又进了山洞，又出了山洞，光线和回声烦乱，搅得人心情越发焦急，因为故乡近了，在层层叠叠的山里的某一站，或者在河谷的某一簇楼房当中，熟悉的落后的城市面貌映入眼帘，逐渐来到熟悉的街道附近，那时曾经骑着自行车走过无数次的地方，终于在站台停下，那是家里人当初送我离家的地方。
我不哭。眼泪是我妹妹流得多一些，两个。我们都上一年级，我上大学，小妹上小学，大妹辍学务工。离家上学的时候，妹妹沿着梯子爬上房顶，远远地看着哥哥的身影在马路上远远地走了，越走越小，终于，拐个弯，然后就再也不见了。转弯的时候，哥哥总会回头，再看一眼。能够带着妹妹出去玩的假期时间就这么短暂，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了。童年的时间过得那么那么慢，而哥哥是那么那么遥远。那个时候没有电话，半年里互相听不到对方的声音，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写信，而妹妹还小，不会。寄出去一封信要四天才能到家，手写的信纸和信封，八分钱的长城邮票。那个时候，我在学校每天都盼着有自己的来信。
回家的路程，比信件节省一天。从上海到太原，一千八百公里，标准是二十八个小时。包包里有给两个妹妹的过年礼物。大的已经大了，但哥哥不懂买衣服，勉强买一件，不管好看不好看，妹妹是开心的。给小的主要是以糖果为主，也就是几十块钱的东西，九制陈皮、大白兔、梨膏糖之类。我也爱吃，但舍不得，回家才去商店买给妹妹带回去。火车到家，出了站，还会买一袋面包，那个时候人们还实诚，面包烤得很好吃，酥软香甜，也就是我会买给妹妹，我爸妈一般是不会的，大妹妹初中毕业辍学上了技校，也是没有钱。我父母一门心思攒钱盖房子，然后觉得很有面子，还能听到别人恭维的话。
学校在闵行的农田之间，东川路八百号。当时闵行本身仍然是郊区，而我们还在闵行的郊区，周围都是田野，到最近的沪闽公路去，走路要半小时的样子，然后搭车，一个多小时的才来到徐家汇，从这里再坐车去火车站。交通这么不便，所以有时候个把月也不出校门。有一次去复旦大学找李晶莹，她在遥远的城市北面的郊区，而我在南郊，转车多次，单程就要四个小时。跟李晶莹就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坐在我的对面，暑假上学的火车是不拥挤的，而我们靠窗坐着一言不发。我十八岁，比她更害羞，坐了天黑又天亮才开始聊天，然后才知道是老乡。接着说坐汽车去复旦，因为没有电话，只能碰运气，女生住在熊猫馆里，传达室的阿姨用广播喊了两遍，没有人出来，没办法，人不在，于是叹一口气，转身回去，又是四个小时的汽车。找人找不到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的，然而来的人毕竟辛苦，所以那时同寝室的好友有时会替姐妹招待一下来客，领到食堂去吃一顿饭。我记得复旦的椒盐大排很好吃，比我们学校的大而薄，酥脆的。
接着说回家。大城市的重点大学，虽然集中了全国的贡献支援，但历来是偏向本地学生，这个情况至今没有变化。我们小城市去那里读书的人凤毛麟角，一考完试，本地学生直接回家去了，校园里弥漫着我们外地学生回家的欢乐气息。华东化工有两个学长，一个叫崔元，一个叫周旦，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有一年跟他们一起回家，他们的名字取得特别喜庆，让人过目不忘。因为考试日程不一定，因为老乡们其实也不一定同行，像我那一届全市只有三个人去交大念书，考试不同就凑不齐了。大致就是考最后一门课之前，一包的东西就已经收拾好了，考卷一交，飞奔上楼，跟同学一起拿包走人，去坐徐闵线。
至此，终于说到了民工。过年的时候，我们在火车站广场总会看到大批的返乡民工，人手一个蛇皮袋。我们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用蛇皮袋装东西，只是嫌他们脏兮兮的，又特别能挤，觉得给他们就应该专门弄个民工专列，闷罐子车，不要跟我们挤在一起把车上弄得乱七八糟还拥挤不堪。民工的标准装束是特别廉价的，男的穿夹克，女的穿西装，然后手里提着很大的行李，也不知要把什么带回去。也就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我们对他们是同情的。过了年来上学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辛苦，回家毕竟是上海的始发站，因此是有座位的，但来上学就要从太原中转签字，没有坐票，只能站着。上面说的那二十八个小时，是到太原的旅程，回我家还要转车再坐六七个小时。上学的路就麻烦，因为只能站，那种拥挤是西方人不能想象的：人人都是前胸贴后背，性别和隐私算什么啊，货架上、座位下都是人，厕所里也是人，你上厕所他都不离开的，因为也无处可去。站着，勉强可以伸出一只手扶着座椅的靠背或者货架，不能转身，不能蹲下，不能移动，不能休息。有人讲笑话说，站累了抬起一只脚想活动一下，这下好，再没有地方踩下去了，只能金鸡独立。
我们知道民工们一年一度的回家对他们有多么重要，我们自己也只是一年才回去两次而已。但我们是看父母，他们可能除了年迈的父母还有小孩子，他们在家乡也是受着分离的苦楚，特别是孩子。问题是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地背井离乡呢？我们是为了上学，他们是为了打工，同样地，都是为了改变命运。他们内心深处是深爱着家乡的，如果不是家乡的条件难以生存，谁会放下一切而离开土地呢？机会从来是向少数特殊阶层的人群、向中央和大城市集中，人们对待农村和小城市，正如煤老板对待矿山一样只有拼命攫取而没有回报式的投入，如今的房地产兴盛也一样干的是少数特权者榨干广大人民血汗的事。投身于家乡、投身于人民的服务者，比如乡村的代课老师们，他们也用自己的生命帮助下一代人，可惜螳臂当车，沉重的制度下连他们想要奉献牺牲都没有了能力。
从政府决定靠出口型经济先赚钱再说开始，沿海的大城市就逐渐成了一些农村人冀望改变自身命运的地方，跟我们从农村、从小城市出来到大地方念书的心理是相似的。中国不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民工们可以用最低的开销、最差的福利，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下一代人少受苦，然而在全球化经济的压榨下，他们能够换取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他们的生命和幸福被转换成了白花花的银子，进了华尔街和零售商的口袋。他们有点像是兔子，被圈养在不能转身的笼子里，一排排地堆放着，有了订单就杀死一批，毛皮晒干做成手套。他们牺牲自己想要换取下一代不再进兔笼，但这一厢情愿的思想很可能达不到目的，因为小兔子除了被圈养起来之后没有了别的出路，而老板们适时地出手，怜悯地把这些可怜的兔子收养起来，给了他们温饱。民工的子女一样流落到了城市的角落，努力融入一个尚没有准备接纳自己的社会，他们比父辈面临着更艰难的境遇，因为他们没有了土地，连回家的退路也没有了。
这里我们看到了政府职能的缺失，教育、福利、医疗等等政府原本应该做到都没有做，实际上，不作为是常态，真做到了才是大新闻。这个缺失的原因，是他们对于土地和人民并没有归属感，不是来自民选的、服务于本地大众利益的人，而是另一个地方指派来的统治者，因此他们持有的是涸泽而渔的思维，他们跟外面的、西方的资本家们配合起来更加默契，跟自己的人民却总是有隔阂甚至敌意。这些人是外边的、上边的，那一句“我们北京来的”，如果换成“我们日本来的”、“我们美国来的”，会发现并没有多少区别。兔子们想要改变命运，已经不能再走挺身进笼的壮烈道路，民工的觉醒首先是对自己权力意识的觉醒，命运不是靠别人的恩赐，必须得靠自己把自己该得的东西索要回来。他们是有思想的，比如对品牌意识和供应链的利益分配，他们有着最切肤的深切体验，比那些坐在办公室里面唯美国佬的马首是瞻的买办们要看得清楚，但是那些服务于洋大人的政策制定者们、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专家精英们，注定不会成为兔子们的代言人，也因此，他们总是一再地在新闻媒体里放出一些令人惊异的蠢话。
曾有做生意的朋友对我说，中国的发展就是一列很长的列车，龙头在飞速地前进，后面各个阶梯的社会部分会逐次地跟上，末尾那些其实逐渐就淘汰了，那些贫穷落后者的问题也就不再是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了，类似的人会越来越多，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的加速凝聚造就了越来越多的房奴一类的贫穷者，他们的人生状态在向民工方向偏移，而不是向富人方向偏移，而他们的下一代人该怎样才能避免做一个负担沉重的房奴、车奴、孩奴呢？他们面前所拥有的改变命运的选择，并不比民工的孩子改变父辈命运的选择多多少，到最后恐怕还是得财富阶层们出来，怜悯地给一份工作，收养在一排排的笼子里。社会对于人的基本权利的否定，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再退后的底线，人们必须有自己真正的代言人。去年的关键词是“被”，被代表被幸福被感恩被提高等等，核心正是话语权的丧失。而今，人们真正地需要被代表。